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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太平天国是辛亥革命的先兆新京报书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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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长达十五年的血雨腥风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的毁灭性是史无前例的——在运动所波及的十九个省份,共有数百万人的死亡。除了人员伤亡,这场运动还对雕刻、绘画和书法艺术珍品、书籍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艺术和工艺品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破坏,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这场运动对整个中国,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造成的破坏,在许多年后仍然清晰可见。

太平天国到底给后世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在中国近代史中,我们该如何评价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简又文(—)是太平天国研究的先驱人物。他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一书中强调,太平天国运动具有“革命”性质,太平天国运动也是辛亥革命的先兆。

太平天国的研究专家、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对此书评价道,简又文致力于太平天国研究逾五十载,对其细节及整体的把握,使他可以完成一部关于这场运动的全史。通过对细碎史料的艰辛搜集,他得以从太平*的角度重建对这场运动的叙述,第一次把其中的现实因素与人的因素结合起来,使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了解太平*领袖们的行动与动机。由于历史原因,在史观上,简又文毫不掩饰地同情洪秀全,将清朝置于“反动者”的角色。但这也无可指摘,毕竟简又文将太平天国运动视为“革命”而不是“叛乱”。那么,太平天国运动又是如何影响了孙中山的呢?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自《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

原文作者|简又文

摘编|徐悦东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简又文著,王然译,后浪丨九州出版社年10月版。

位于中国南部的广东省,作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摇篮,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似乎一直游离于中国历史的边缘。相较于中部和北部的许多省份,汉人向广东地区的迁徙要迟滞许多:移居至其东北部海岸地区潮州附近的人大多数来自福建省,而中西部地区的则多从北方移居而来。来到这一地区之后,汉人开始与当地的越人(即壮族)融合通婚,将传统的中国文化扩展到这一省份;并且吸收当地的语言和习俗,逐渐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粤方言和粤文化。这种方言和文化,至今在除粤东外的广东其他地区仍然是主流文化。

这种在历史和文化上与中原省份的差别,因长期受当地亚热带气候的影响,变得更加明显。这个紧邻南海的中国最南省份的居民,被认为是冲动而耿直、无常且易怒的。在中国北方长期居住过的约翰·杜威(JohnDewey)到达广州之后,便不无意外地注意到了这种文化差别,也意识到当地居民与拉丁人在气质上的相似性。他们迫于地理和气候条件,努力工作以求生存;广东的居民从中获得了作为事业先驱所应具备的品质。他们变得更加热爱冒险,精力旺盛、独立自主。正是在广东这片土地上,南宋时期的蒙古人和南明时期的满人,都曾经遭遇过最为激烈顽强和英勇无畏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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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清情绪的*治和文化源头

随着年满人攻陷北京以及明思宗(崇祯帝)的自尽,一些南方的省份试图复辟明王朝。前三次这样的尝试包括:福王朱由崧*权(弘光朝,年建立于南京)、唐王朱聿键*权(隆武朝,年建立于福州)以及朱聿键的弟弟朱聿的*权(绍武朝,年建立于广州),但是它们很快就被八旗部队和忠于满人的汉人*队镇压并消灭了。绍武建*仅仅两个月之后,清*在广东的总指挥官李成栋便率*冲入广州城,朱聿鐭和许多支持绍武*权的文人及百姓均殉难于是役。

但也是在这一年,有了复辟明王朝的第四次尝试。这一次是桂王朱由榔在广州北面的肇庆建立的永历*权。他的支持者上至知名的广州文人,下至许多在各地组织起来的粤人部队。在随后与李成栋部队的交锋中壮烈殉国的烈士里,陈子壮、陈邦彦和张家玉三人最为有名,他们被并称为“岭南三忠”,永为纪念。朱由榔不久便败退广西,他后来曾短暂地夺回广东的控制权,而他之前的敌人则在与清*的战斗中败亡。最后,他的复辟企图在建*十五年之后彻底失败。

被满人占领前后,广东还有许多其他的抗争形式:无数粤人冒着生命危险骚扰八旗兵丁,散播反清诗歌,以及参加底层群众的秘密反清结社天地会(三合会)。满人对这种广泛的反清情绪进行了无情的暴力镇压,使百姓愈加痛苦。年清*重新占领广州后,对那些拒绝服从剃发令、改从满族风俗的百姓进行了大规模屠杀,至少七十万人惨死于街道之上,还有许多人逃入六脉渠,却遭逢连绵暴雨,溺死其中。这场大屠杀的伤亡与惨烈,虽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不足与之相较。

太平天国。

另外,康熙朝前期,广东许多沿海地区强制性的人口迁移,也造成了民间的苦痛。当时,台湾岛仍然被郑成功(国姓爷)的后人占据。从那里来的舰队经常流窜到福建和广东的沿海村落进行补给并收集情报。为了杜绝此类情况,清廷发布“迁海令”,命令所有这些村落向内陆迁移约五十里。村民们对这项命令屈意顺从,并且拖延执行,清*府很快便派出了*队和下级官僚强制迁移,而他们则在残忍无情地督导的同时索要贿赂,攫取民财。

广州城则由一支八旗*队驻防,他们强占了广州旧城,把所有汉人驱赶到外围的新城。腐败现象虽非满人独有,却在整个清*府中都非常普遍,而在情势尚未安定的广东和广西似乎尤为猖獗,这主要是因为两地的百姓在北京完全没有可以求助的对象。非常重要的是,相较于满人的残暴和镇压,这种腐败在更大的程度上刺激了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生。

满人对汉人的统治还有着颇为不同的另一面,即对文人阶层的掌控。清朝的统治时间比蒙古人长三倍,或许也要比他们高明三倍。这种出乎意料的差别正得益于中国的士绅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的疏离和隔阂,这是与后者之中正逐渐形成的更为致命的革命形式同时产生的。满人怀疑文人们都是难以掌控的潜在叛乱者,是真正煽动暴动的人,于是便通过从残酷刑罚到细微辩据的各种手段迫使他们就范。在刑典中最令人生畏的刑罚便是要处死叛乱的首犯,并株连其九族。有时文人仅仅因为诗行措辞的原因,就要被重判并施以这种刑罚;几件这样的判例就足以震慑大部分文人,至少能够防止他们进一步公然鼓吹革命。在这种*策施行两百年以后,公开声称反清的文人便寥寥无几了。

满人统治者还施行从长期来看又更加有效的策略,便是对儒家精神的接受和改造。与之前的明王朝相同,满人承续了被称为“理学”的宋代社会和道德哲学学派,并把程颐,特别是朱熹尊为正统的儒学宗师。二者的教义包含对所谓“理”的内在原则以及名为“三纲”的伦理体系的解释,以臣子对君王、孩子对父亲、妻子对丈夫的绝对服从为基础,从而实现基本的社会和谐。以上这些和其他一些补足性的道德原则一起被奉为“礼教”或者“名教”,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万物之基础。

在满人的统治下,礼教逐渐成为清朝统治的理论基础。从孔子的《春秋》起就被广泛接受的传统精神也被削弱。满人坚持主张,试图推翻那些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并巩固正统道德体系的外族统治者,从道德层面而言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必须注意的一点是,经过这种改造后的儒家精神,全无孔孟主张的“仁”与“义”的人文精神,是一种与传统儒家的质的分离。而这种出于统治目的对儒家精神的选择性借鉴,汉武帝时期便早有先例。

那些一方面受到这种伪儒学精神的蛊惑,另一方面又被满人的恐怖手段所震怖,变得忠顺服从的文人们,也因为如此得来的在声名和钱财上的酬赏,而与清*府越走越近。以文人为代表的士绅阶层脱离普通民众,高高在上,一旦出现反叛和动乱,便会成为当地官员忠诚而可信赖的盟友。曾国藩也许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忠于正统的儒家学者,他便是这一阶层及其反对革命的道德规范的代表。儒家文人也曾非常相似地蛰伏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从那时起直至清代,只有那些不愚忠于儒家教条的人能够起身反对外族统治者:历史上便有佛教徒和回民起义、瑶族和台湾少数民族起义,以及白莲教和在理教起义。后来前赴后继领导革命的洪秀全与孙中山都是基督徒,这一点似乎并不只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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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的三个特征

从年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时起,它便成为东西方史学家都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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